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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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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国留学网
发布时间: 2015-03-02 14: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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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精英从做义工开始

 

  精英表达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你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多,起了带头的作用,就会被社会定义为“领袖”,即我们所谓的精英。一句话,精英是从为社会的服务中来的。培养精英,也从社会服务开始。

 

  这也多少解释了美国大学中的一个现象:义工盛行。

 

  在2004-2005学年,有330万16-24岁的大学生作义工。这相当于所有1080万适龄学生的30.2%.打义工的行为几乎成为是否受过大学教育的标志。据统计,在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46%打义工,而在同年龄层仅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口中,只有21%的人会做义工,还不到大学毕业生的一半。可见,大学教育转化了人的行为模式。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美国大学的教育哲学鼓励义工。比如,大学强调通过实践经验来刺激学生的学术成长,鼓励学生走出校门,看看自己究竟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服务,或者面对社会的需求和挑战,自己还缺少什么本事和素质。耶鲁有位教授在解释耶鲁为什么培养了这么多总统和政治家时自豪地说:这里有最精英的教育,又有一个最贫困破落的城市。美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展现在学生眼前。这是一般的象牙之塔所无法相比的。此话到底有多少道理,能否经得起实证研究的检验,还另当别论。但这至少说明了教育者的观念:最精英的人要知道自己怎么和最下层的社会建立联系,怎么深入最基层,怎么体会老百姓的生活。这是成为领袖的基础。

 

  事实上,美国的大学,在行政、组织和文化上,都鼓励学生出去当志愿人员。有不少学校把志愿服务包括在正式的学术课程之中,或者帮助学生在当地社区发现当志愿人员的机会。比如耶鲁每年都送自己的学生到纽黑文最差的学校作义务辅导,并为此设奖。学生通过义工的经历了解了社会,锻炼了自己,奠定了日后事业成功的基础。

 

  这一切,并不是说明美国的大学生生来是天使。相反,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学生做义工,自私的动机很多,比如获得工作经验,构造自己的良好履历等等,以求日后求职成功。大学录取,则更强调义工经验。结果,高中生也跟着大学升学的指挥棒转,目前有31%的学生参与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服务。义工就这样成了一个向上升迁的阶梯。

 

  这一切,也恰恰说明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精英的概念和我们有多么不同。人家衡量精英的准则,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基层社会的生活,有多大的现实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通过义工经验发现了社会,有了使命感,强化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我们理想中的精英,则是看其比基层社会有多优越,似乎和老百姓的距离越大就越好。这也难怪,美国的大学生毕业后,都比较任劳任怨,更肯从基层作起。

 

  在我们这里,虽然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严峻,许多学生还是心比天高,不可一世,乃至有人打着能够适应一切工作的旗号参加招聘会,但雇主一问能否扫地就怒火冲天,把对方痛斥一顿。我们的精英教育观不改变,我们的大学校长和学生甩不掉高尔夫情结的纠缠,我们的大学就会培养一代没有行动能力的精神贵族。

 

  近几年美国经济转型,制造业没落,服务业崛起,白领工作增加,蓝领阶层乃至工会的势力越来越小。反映到教育上,就是高中生毕业当工人的路几乎没有了,大学入学率急剧上升。2005年秋季,预计有1670万新生进入大学,比5年前增加了120万。美国教育部估计,在8年后,这个数据将增加到1880万。这么高的大学新生数字,说明适龄的青年大多数都上了大学,美国正在走向全民高等教育。

 

  美国的各类大学将近4000所,吸收这么多大学生,应该是不在话下。但是,精英大学则是有数的。想上大学的人多了,挤进精英大学的路就窄了。这几年大学录取的竞争白热化,各种大学申请咨询公司应运而生。一个考生的大学申请咨询费高达2万美元以上。虽然各大学一再强调多元化、扶助弱势阶层,并在奖学金等方面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但是,由于申请精英大学常常不得不花巨款将自己进行职业包装,穷孩子难以竞争。结果,在精英大学中,弱势阶层的地位岌岌可危。比如,黑人和拉美裔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1/4。但是他们在一流公立大学中仅占11%。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前51所文理学院所占的比例,也从10年前的13%跌到现在的12%。在社会平等这个问题上,精英大学似乎不进反退。一些人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的社会流动将降低,逐渐形成一个世袭的精英阶层,能够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演化成为一个无其名却有其实的贵族社会。

 

  难以世袭的社会精英

 

  如果你看看近几年来美国的总统政治,不论是布什还是戈尔,或者是克里、迪恩,全是“常青藤”打造的世家子弟。美国的世袭精英已经形成,恐怕是不争之事实。不过,这些世袭精英,并非像欧洲的旧贵族那样高高在上、完全脱离平民社会。美国的建国之父、第二位总统亚当斯曾说,任何社会最终都将由精英统治。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在于精英的形成过程。欧洲的贵族是世袭的,美国的精英却是基于个人的优异品性、在一个开放社会的竞争中自然胜出。现在美国的世袭精英,并不像当年欧洲贵族一样可以继承家族的爵位,而是必须运用家族的经济资源优势,从小对自己进行超强度的训练,保证自己拥有超强的个人素质。换句话说,世袭是一种教育优势的世袭,不是社会等级所保障的特权。教育不成功,社会地位就丧失。而在这种精英教育中,对社会的服务,特别是对弱势阶层的服务,越来越被强调。这就培养了世家子弟的社会责任和对下层的了解和同情,多少缓解了贫富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冲突。

 

在“二战”前,那时的常青藤盟校,大多从东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形成了贵族学校(常常是寄宿学校)——“常青藤”这样一条龙的教育体系,保证这个阶层在美国的统治地位。“二战”后,格局大变。政府颁布了退伍军人法案,给退伍兵足够的钱受高等教育。许多下层的退伍兵拖家带口地拥进“常青藤”校园。闹得许多传统的知识贵族报怨这些吵吵闹闹、粗俗不堪的退伍兵败坏了校园的高雅气氛,但这些大老粗们却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常青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

 

  到了1960年,以哈佛为首的精英大学,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平民子弟和世家子弟能够平等竞争。特别是各大学强调多元化,采取各种政策向弱势阶层倾斜,种族平权法案也引导学校的录取照顾黑人,一般富裕的白人子弟就不再有往日的优势,如果不属于祖祖辈辈上名校的校友子弟,甚至为了进同一所大学要比穷人或少数族裔的孩子考更高的分才行。这样,“智力阶层”逐渐取代了贵族阶层。

 

  暑期计划和“空缺年”

 

  由于大量学生的SAT(SAT 是包括英文和数学的三小时标准测试,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用这个考试的成绩作为录取的参考。)成绩都快到了顶,再看分数录取就已经意义不大了。高分只是进名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高分之外,必须有其他的课外业绩。结果,美国的中学生们在学期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漫长的夏季则成了他们创造自己的课外业绩的繁忙季节。著名的考试补习公司“普林斯顿评论”,还出版了一本《青少年过暑假的500种最佳方式》,告诉学生暑假是为上大学打基础的关键时刻。

 

  要了解这些中学生的暑期计划,我们不妨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克莱顿是一个科罗拉多州的高中生。她的SAT拿了1540分,几乎到顶。她上个学期通过了5个高级课程的考试,这等于提前修完一些大学课程,使她获得了上大学后免修这些课程的资格。她每个月在一个中学打两天的义工,并在一个饮料店工作,还是学校越野长跑队和网球队的队员。不过,当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录取人员告诉她另一个申请者为竖琴作曲、并出售自己的光盘资助慈善事业时,她马上坐不住了。她用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跑到了秘鲁,帮助当地人油漆学校建筑、收割小麦、组织清理垃圾。结果,2005年她虽然没有进“常青藤”,却被几个精英名校录取。

 

  戴利(Will Daly)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18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2004年夏天他跑到印度,用3周时间在那里设计英语课程,又花了3周时间旅行。另一个来自新泽西的高中应届生杰曼(Daniel Germain)则到印度教英文、建足球场,做其他一些“值得做的小事”。弗里德曼(Liza Friedman)是来自曼哈顿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她申请时提交的文章写的是她越南旅行的经验。她还到斯洛伐克和坦桑尼亚进行社会服务,并由此决定从事非洲研究。她还为国际特赦组织工作过。这些国际经验,使她被几个大学看中,虽然她还在等自己首选学校的录取通知。   

 

  这些努力,无非是针对精英大学的要求而去。一些大学的录取人员明确地说,他们要看申请者在社区服务方面的创造精神。美国的一些高中,甚至把社区服务当作毕业的一个条件。一大批组织暑期计划的公司也应运而生。参加一个暑期计划,到发展中国家当义工,常常消耗一个学生7000多美元。而这个钱不少是这些孩子自己打零工挣来的。一家大学申请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对申请者提出的建议是:上完高一要去当实习生,一年至少打100个小时的义工,并且要有“真正的工作”经验,比如在主要的投资银行或国际知名的博物馆工作过。如果这还不够,那就要去墨西哥10周或到亚洲旅行。

 

  暑期计划毕竟很短,有时不足以建立惊人的履历。这就使“空缺年”计划大为流行。关于“空缺年”,笔者过去有所介绍,就是学生在高中毕业和上大学期间,打一年义工,从事社会服务。美国的孩子想进的大学没有进去,就相当于中国的孩子高考落榜。在中国高考落榜后,要复读,要继续背那几道题。这些美国的孩子,则跑到贫困社区志愿服务,或者到国外旅行,开开眼界,使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哈佛大学录取与奖学金部的院长菲茨西蒙斯承认,有时经过这一年,同样的学生就变成一个更理想的录取候选人。

 

  可想而知,能够干这些事情的,大多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花得起钱,当然比穷孩子有优势。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花钱积累的这些经历和训练,大多数是在为下层社会提供服务中完成的。一些最热门的暑期计划,就是组织他们去发展中国家扶贫。所以,尽管目前的大学竞争对富家子弟有利,但这些富家子弟只有通过接触和服务下层来培养自己才能有竞争力。两年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允许大学录取时考虑种族因素、照顾少数族裔,这就更加给富裕的白人学生带来了压力。用一个学生的话来说:“你不是橄榄球明星,不是少数族裔,你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上私立学校的蓝眼睛的白孩子。你得想办法让人家觉得你特别才行。”

 

  只要大学录取有激烈竞争,中学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要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中国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大家培养精英的理念有所不同。欧洲是研究性大学的先行者。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则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从“二战”以来,几乎每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对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不断地适应,无法固步自封。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排山倒海。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开始就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贫富分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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